2019年3月22日，由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举办的“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工作坊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哲学家群体对当下智能革命的一次系统的基础性的思考与发问；而在场人工智能科学家亦对哲学家的思考予以了科学的建设性的回应与补充。

一

现代人相信技术的无限进步能够创造奇迹。事实上，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尚未触及技术的存在论边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强调，高风险的技术发展正在使人类的生活经验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这意味着未来变成了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完全不可测的风险和不可控制的变化。假如经验不可持续，未来也就成为不可信任的赌博。当未来变成赌博，就意味着人类退化为非理性的生活方式。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类脑智能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毅表示，若没有充分的风险评估，新兴技术在对社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很有可能引入不可预计的安全隐患与风险。“当自己深知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已经给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多大”，他提出，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不仅需要普惠经济与社会，而且需要关注人工智能的社会属性，从社会风险、伦理准则与治理角度确保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思想界、学界和产业界在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引起风险和误判频频发出警告，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陈小平阐释了“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文跨学科对话”的必要性。他指出，这个必要性不是说短期内人工智能会出很大的问题，而是现在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很严重。从当前来看，需要早一点着手构建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伦理或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而眼前主要问题领域不在人工智能，而在信息技术，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数据伦理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晓力从认知科学视角重新审视了人工智能60年的道路，并把它分成两个时期：前30年基本上是在经典逻辑为引导中进行讨论，如知识推理、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这一时期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后30年是自下而上的，如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强化学习等。而包括陈小平在内的科学家、工程师、智能专家都是在走另外一条道路，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案，在国际上有不少这样的呼声。而关于认知架构，以往都是在自上而下框架中做的，但架构本身却是自下而上的；现在专家们要把包括人工智能领域所讨论的人类本性，以及情感、审美等很多模块放进去，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终极目标与认知科学目标是一致的，即对人类心智同智能本质的研究。

二

即便是当下，在人工智能应用范围仍旧非常狭隘的情况下，“算法偏见”就会导致互联网世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增加、网络攻击大幅增长等。复旦大学教授白彤东对人工智能潜在的风险以及对“强国”在AI领域“优势地位”表示了忧虑。

武汉大学教授蔡恒进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往往被低估。最新研究表明，全球人工智能的总体算力每3.5个月就可以翻一番。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刘伟提出，对于一项技术的理解要从抽象的角度着手，抽象的角度越高，适应范围越广，用一层一层的抽象的方法去理解事物的本质，就能从思想上突破技术的局限性。云南大学盖菲提出，科学与技术的变革，必然造成哲学的改变。从道教的角度来说，长生不老已经不再是传说，飞升仙界也许困难，但遨游宇宙却有不小的希望，科学总是在发展，如果人进化成了数据，告别了吃喝拉撒睡的限制，探索宇宙并不再是臆想。若超人工智能出现，也许道教的神仙谱系上会另开一系——数据神仙。

事实上，人工智能所面临的科学伦理问题不只是机器可能失控而对人类构成威胁，随着它与人类生活的深度重合，随着机器人与人类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许多隐藏的伦理问题都会逐渐暴露出来。那么，中华哲学（易、儒、道、墨、法、佛等）基于当下人工智能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挑战的回应是什么？中国的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认知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与西方学人有什么异同？中华哲学在智能时代的新思维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三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责任，而我们的时代责任是怎样把这个传承下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研究中心高级学术顾问安乐哲说到。

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认为，当前，哲学家们的工作应该与科学家们形成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科学家们了解传统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认识，并讨论这些资源对于形成我们现代生活意义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发展空间的拓展的可能性，来思考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和人的价值，来评估中国人所看重的亲情、家庭、和睦、孝顺等等这些德目在未来人类发展中的意义。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描绘出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晨阳认为，哲学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是超越文化的。中国哲学讨论人工智能话题，这些回答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各种信念、概念和命题；在别的文化里可以找到，而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脉络，亦如此。但人工智能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发生得很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讨论和研究，并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

“人工智能能否引起真实的美德？”（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 Us to Genuine Virtue?），这是美国维思大学教授安靖如的发言题目。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他提出，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帮助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蔡恒进表示，儒家推崇对于善的追求，其深刻和独特之处是追求一种现世的超越，直接提出如“三不朽”、“圣人”等信条或是道德目标引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去尊崇和践行。这种思想对于理解及塑造人工智能都有着重大的价值。

而对于为机器人提供伦理道德的范畴，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教授王蓉蓉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从道家研究倾向“求真”和“求欲”的不同。首先，道家对人工智能、对科学技术发展没有恐惧感，也不存在危机感。特别是庄子“与时俱化”，这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一种表现，顺其自然，上善若水。其次，道家最终要讲一种求真的问题，“求真”跟满足人的欲望是两回事。顺天而行，不能用人的欲望来干扰天性。

“‘中国哲学’不应仅包括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还应该体现在中国有很深刻影响的哲学”，山东大学教授贝淡宁提出，现代中国哲学处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传入中国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考这个时代问题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身处当时的技术变革之中，体会着与今天相似的时代焦虑。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大量的失业工人宣泄着对技术变革的不安；而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同样让人们产生了焦虑情绪。因此，马克思对“机器统治人类”恐慌的洞察值得我们仔细学习。

北京大学副教授程乐松认为，在人工智能的问题域中，中国视角被预设为指向以下两种镜像性功能：与当代对应的传统，以及与西方对应的东方。这样的设定一方面体现了源自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与技术思维在全球化时代的霸权；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视角如何通过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反思坚守多元化的空间，以此为重构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

此外，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的这一项目计划在年内推出相关中英文版图书，旨在激发更多人，从多文化视角更加深刻、系统地思考人类当下面临的挑战。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原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