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睿讲座03 | 赵汀阳与阿兰·乐比雄的十封信
主要观点:围绕跨文化对话所遇到的困境,赵汀阳与阿兰分析了主体间性的局限性,提出跨主体性可以成为一种解决方法。在阿兰看来,真正的信仰是对上帝的“怀思”,它具有跨宗教和文明的普遍性。全球化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联合方式(alliance),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恰逢其时。
2019年6月22日下午的第3期“博古睿讲座”,更像是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一次闲谈。一位是2018-2019博古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一位是法国人类学家、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
这场在北大书店举办的活动,主题是“文化融合的困难和意义: 赵汀阳与阿兰·乐比雄的十封信”。对谈涉及两位学者刚刚出版的通信集《一神论的影子》(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围绕跨文化对话所遇到的困境,赵汀阳与阿兰分析了主体间性的局限性以及问题,提出了跨主体性可以成为解决主体间性困难的一种方法。可问题是,在一神论的条件下,却很难完成跨主体性的建构,或者说,还很难找到建构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如何在保留了一神论信仰的同时从事跨文化研究?如何在同等合理的多神面前为一神辩护?这是赵汀阳在对话中向阿兰提出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中的理由在于,阿兰为跨文化事业创造了“互观人类学”的方法论,它意味着每种文化都具有观察与被观察、质疑与被质疑的权利。从哲学上说,它要求任意两种文化都将自身的主体性进行“悬搁”(epoche),在被真理和知识限定之前的“原初经验”(ur-experience)中相遇。
然而这与一神论存在某种对立。通过对历史原始情境的回溯,赵汀阳指出任何一个文明在初始状态之时都自然而然地是跨文化的,直到一神论的思维模式出现之后,文化的边界被建立,跨文化才成为了问题。因为一神论为了维护自身的神圣性和正统性,不可避免地将一神视为唯一的知识论权威。那么,如何在保留边界的同时跨出边界、接纳对方,便成为了在一神论背景下实现跨文化的首要难题。
同时,即便在一神论内部,对神的唯一性的论证也存在困难。赵汀阳引用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提出的“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他用博弈论的方法论证了信仰上帝的合理性,具体论证如下: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信仰上帝会得到奖赏,不信仰会受到惩罚;如果不存在,信仰上帝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信仰上帝要比不信仰有更大的好处。不过,赵汀阳指出,以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对一切神都保持信仰,而不仅仅是对唯一的上帝。因此,为何选择一神而不是多神,我们缺乏必然的理由。
阿兰首先对书名“一神论的影子”做出评论,认为“影子”(shadow)一词有很丰富的解释空间。在中国的语言里,“影子”也许只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在西方语境下,“shadow”还表达了某种已经逝去的、不再存在的事物的残余。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上帝已经成为历史,阿兰对此保留意见。不过,如果引入伊朗哲学家苏哈拉瓦迪笔下的“影子”,即“天使加百列之翼的影子”,那么这个书名是准确的。因为它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充盈于整个宇宙,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对上帝的怀思(nostalgie)。
关于原初状态下的初始文明是否如赵汀阳所说的那样向着其他文明敞开,阿兰不是很确定。不过他认同的一点是,一神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确实建立了文化边界。然而,这不是对上帝的信仰造成的,恰恰相反,“一神论”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世纪欧洲人逐渐丢弃信仰时创造的。在此之前,一神教也常常沦为罗马征服世界时所使用的武器。借用德国历史学家、古埃及学家杨·阿斯曼(Jan Assmann)所提出的“摩西区分”(Mosaic distinction,即真假一神教、真假教徒的区分)概念,我们可以说,在摩西之前,信仰一神教不意味着对其他神的打压。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仰并非必然建立在“摩西区分”的基础上。
在阿兰看来,真正的信仰既不是去做任何摩西式的区分,也不是如帕斯卡那样算计上帝的赏罚,而是对上帝的“怀思”。它具有普遍性,因为我们可以在一切宗教和文明中发现这样的信仰者。于是,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都被纳入进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并且,在这个统一的历史里,出现过一些关键的人物,他们所创立的思维模式(model)影响着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阿兰举了三个人:第一个是尼采,他虽然激烈地驱逐上帝,却将上帝的神性置于人之上;第二个是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也没有生活在闪米特文明,却发明了一神教;第三个是和平之王麦基洗德(Melchizedek),他给了亚伯拉罕以祝福,但他不是犹太人,阿兰认为他甚至可能是中国人。
虽然具体的模式和身处的时代各有不同,但是这三位都一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先知的作用(prophetic function)。如今,全球化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联合方式(alliance),它需要人与天、地、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基于此,阿兰认为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恰逢其时,因为它可以在人们与上帝(或者天)之间构建更好的联合,这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的时刻。
*本文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一神论的影子: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通信》译者王惠民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