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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植 ⅹ 项飙：对话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
——“面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由自然哲学到行星式治理”系列活动
全程录像回放👇
对话简介
如何看待“共生”与“共存”？“共生”与“共存”对于应对未来生存挑战的理论与实践有哪些启示？如何在理解“共生”的基础上，从人类中心、扩张性的“全球”（global）视角转向一种“行星式”（planetary）的思维？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自2021年起，举办“面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由自然哲学到行星式治理”系列研讨会，从多个领域、多个维度探讨共生与共存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本次活动邀请著名人类学家项飙教授与环境保护领域知名学者、行动者吕植教授对话，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分享对“共生”与“共存”的思考与实践，以及讨论在面对“共同的焦虑”与包括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生存危机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建立思维框架、寻求共识。
对话内容
对话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
2022年9月17日晚，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召开“面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由自然哲学到行星式治理”系列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共同探讨“对话自然与人的共同焦虑”。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展翼文主持，并通过哔哩哔哩、微信视频号等线上渠道进行直播和实时互动。
对话直播画面（左上：吕植，右上：项飙）
两位主讲嘉宾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视角阐释对“共生”与“共存”的理解，提出多元化的在地经验与人的一般性的价值与感受之间的联系，最终探讨了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共同的焦虑”和全球性的生存危机。
人与自然
项飙从人类学的角度讨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分享了两位德国艺术家发起的“多物种的生命民主”(Organisms Democracy)项目——他们将一块废弃绿地包括的真菌、动物、植物等十多类物种一一列出，接着向社会征集“议员”。每一位“议员”代表一类物种，并需要从这个物种的角度出发做研究、在议会中提出方案，并且也召集公民组成了“法庭”。议会中的辩论反映了多物种共存状态下的复杂关系——例如，当议会讨论是否应清理绿地中的塑料垃圾时，几乎所有“议员”都指出塑料对自己的物种有负面影响，但代表蜗牛的“议员”却提出，塑料在夜晚凝结出的水珠有助于构建蜗牛喜欢的潮湿环境。
在项目的民主讨论中，这两位德国艺术家特意不使用“共生”（Symbiosis）这一词汇描述多物种环境，因为“共生”本身有“寄生”的含义，暗含不平等的物种间关系。项飙曾向他们指出，寄生现象在自然中客观存在，刻意避免某类词汇实际上是用人为的逻辑强加给自然秩序。而艺术家们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其实不存在纯粹的自然，当下自然已与人融合为一体，因此“让自然恢复自己”其实是一种假象。
由此，项飙把话题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边界的相关讨论，并点出在我们当下的“人类世”（Anthropocene），环境越来越被人为因素所决定。而我们是否可以把人作为单一、一体的行动者来看？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两三百年间人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中，在多大意义上是因为人这个物种，多大意义上是因为物种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终，或许我们可以从多物种之间的关系中获得启示，进而重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下，我们的焦虑来源之一是国际关系——曾经以为国际关系可以通过一定规则来管理，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国博弈。项飙提出，是否有可能让环境成为大国竞争的共同底线？若如此，竞争的激烈程度或可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稍微遏制能源消耗。
而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和附近的关系可以弄明白，即理解每个个体与周围的人和非人生物如何生活在一起。个人不能改变气候变化，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把自然因素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到对自身生活、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来。
自然保护中的公平性
吕植回应了项飙的建议，并提出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下，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破局的有力抓手，因为自然保护——即便是在我们用GDP衡量世界发展的前提下，GDP也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环境。
吕植的研究和思考路径更多来源于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跟踪研究的熊猫所栖息的森林即将被砍伐时，她基于与熊猫的共情，以“熊猫代理人”的身份开始关注自然保护、四处奔走争取保护这片森林。她成功保护了森林免于被砍伐，但也由此开始反思认知、意识和行动之间的落差：人们的理性都知道森林保护的重要性，但真正切身感知、采取行动则是另一回事。熊猫保护的需求最终使这片森林得以被保留，但类似的逻辑却无法被推及到其他物种——比如兰花或是真菌。熊猫因为自己的独特外形，拥有了远多于许多其他物种的资源和注意力。
如此可见，即便是自然保护，也免不了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不同物种间，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天平有时也难以衡量。那片森林在吕植和老师、同学们的呼吁下成为林业局的保护区后，原本从事砍伐的村民却失去了工作。后来村里竖起一块小黑板——“此地禁止科学研究”，表达对研究团队的不欢迎。由此，这样的实践经历不仅引发了吕植对自然保护的关注，更引起了她对人的关注。在看见村民打猎时，即便心中不忍，但仍无法坦然请求村民不要猎杀动物——因为村民们需要蛋白质来源。经过这些现实中的经历，许多问题就浮现出来：需要保护的是谁？收益和受损的是谁？
“可持续发展”是吕植关心的重要议题。她的观点是，不应当简化“发展”的含义。所有行为都有代价——当我们用GDP衡量发展，那我们就牺牲了GDP背后的环境。如果我们采用更加复杂的衡量标准，是否我们的选择会有所不同？最终，环境保护的责任还是会落到所有人身上，因为人和自然的关联是无法脱离的。
“共同性”与自然保护
项飙提到，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下一步问题则是，我们如何扩展到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比如如何外貌不可爱的动物也非常重要？更近一步来说，如何塑造出“共同性”作为交流的基础，这样的“共同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如何被落地实践？具体来说，气候变暖是大趋势，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经济条件下，它的影响所具体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不同地区，人们也以不同方式经历和体验自然。共同性应该成为一个目标和愿景，而关键就是需要形成出允许来自各个地方、拥有不同经验的人之间对话和交流的机制。
吕植也补充，人们需要对照才更能看清楚自己，也应该做出实际的工作。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在谈判中，有190多个国家参与提出有关愿景，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当下自然保护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GDP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在人均GDP约8000-10000美元处会到达拐点，拐点后每产生一个单位GDP造成的环境影响会下降——其原因在于，污染严重的产业和垃圾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这种环境下产生的道德优越感是以其他国家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自然保护的实践告诉我们，破坏传统发展节奏的实际上往往是外来要求，而很多由土著居民管理使用的土地，退化速度相对更低。自然保护从业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在和当地人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活动上，两位主讲嘉宾还就由不丹提出“幸福比发展更重要”的例子出发，希望共同回归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尊严、情感、价值的需求，呼吁我们不断交流、反思，重视日常表达中的尊严、情感、价值需求。
叶琳，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 | 记录、采写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活动时间:
2022-09-17
活动地点:
线上直播
活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