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思想家系列 | 博古睿研究院、财新国际对话贾雷德·戴蒙德
博古睿研究院与财新国际联合主办的“世界思想家系列”在线活动于7月2日正式开播，首场邀请普利策奖得主、著名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进行了一场“全球疫情和危机管理”的直播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戴蒙德教授从他的最新作品《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谈及如何理解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在随后1小时的对谈中，通过与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心主任宋冰的谈话，戴蒙德讨论了制度、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塑造国家应对危机的独特轨迹。当晚活动由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国际董事总经理李昕主持。“在悲剧的灰烬中，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乐观”，戴蒙德葆有信心地告诉观众。
戴蒙德直言，他为人所知的5本畅销书描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和特征——分别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性趣何来？》《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和《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中学到什么》。而2020年由中信出版社发行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译本一经上市，也荣登畅销榜。这些著作被宋冰誉为恰逢其时、经久不衰的作品。它们已经被翻译成38种语言，影响力遍及全球。
启发公众以跨学科视域，去理解他们所处的大千世界和周边环境
戴蒙德虽然是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地理学教授，但他的学术道路异乎寻常。正如宋冰所说，戴蒙德教授一生横跨多个领域之间，包括生理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等诸多学科，并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他学术生涯初期，戴蒙德获得了剑桥大学胆囊膜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依照戴蒙德的观点，其学术生涯转折点是在双胞胎儿子出生之后，突然意识到胆囊研究对孩子未来影响甚小，也许从全球视野去思考历史和地理问题更能让下一代受益。中文语境中的“孤胆英雄”可以直译为“single gallbladder hero”，这个汉语成语指某人英勇和有胆量；而在中医脏腑理念中，胆囊不仅具备消化功能，而且被认为是运筹帷幄之所。戴蒙德在学术上的追求就如一个孤胆英雄，他可以从早期对胆囊研究的热爱，转向在他最近的作品中，讨论国家面对危机时如何决策的问题。纵览当今世界学术界，普遍重专才，轻通才。但是，戴蒙德却试图通过他的理解与著作，启发公众以跨学科视域，去理解他们所处的大千世界和周边环境。
讨论伊始，戴蒙德首先比较了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之间的异同，以及危机引发的应对行为。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受其研究启发，戴蒙德逐渐意识到预测个人和社会解决危机的标准之间存在共性。戴蒙德提出了12个标准，并简明阐述了其中5个。第一，我们需要承认危机的存在。只有我们承认问题的存在，我们才能开始纠正问题。第二，就像个人一样，国家必须对自己和他人诚实。这个标准可以与承认危机放到一起考虑。第三，对危机起因抱着负责任的态度，是解决危机的先决条件；指责他人并不利于危机管理。戴蒙德以德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不同反应作为案例。一战后，德国推卸责任；相比之下，在二战结束时，德国坦然承认自己的责任，能够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教训。正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德国的迅速复兴，最终成为一个基础扎实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欧洲国家。第四，寻求他人的帮助，借鉴他人经验以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合作态度是戴蒙德第四个标准的核心。虽然每个国家的历史各异，但是各国依然可以从集体经验和对以往危机的共同记忆，去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戴蒙德在直播中谈及的最后一个标准是选择性变革，即在危机发生后，改变一个国家部分（但无需全部的）特性。他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在1853年接触西方制度后，一方面保留其传统和文化（如天皇制或汉字书写系统），另一方面追求政府治理方式、贸易和技术的西方式现代化，这是日本国力得以在19世纪后期快速壮大的主要原因。这五个因素或许我们并不陌生，经常利用它们解决个人危机，但戴蒙德建议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标准评估一个国家应对危机时的举措。
国际社会已就全球暂停使用核武器达成一致，而新冠病毒防不胜防的传染性则有可能迅速感染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如何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是戴蒙德在此次直播当中谈到的重要话题。他认为，新冠病毒是首个公认的全球性问题，它不是发生在某个人、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多重局部性危机。个别国家的孤立应对不能彻底消除新冠病毒，因为即使一个国家消灭了病毒，也不能消除病毒再次进入该国的可能性。这次全球性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由战争或饥荒驱动，而是由传染性流行病所引起的。这意味着，除非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诚合作，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将是安全的。
戴蒙德又探讨了为什么新冠病毒是第一个需要全球协作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而气候变化、核风险和资源短缺等同样紧迫的全球问题，却没有引起同等程度的关注。他指出，新冠病毒的风险性质，是它与其他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后果的追责和时效性。首先，如果一个人死于新冠病毒，我们自然可以将死因归咎于病毒。相反，如果一个人死于气候变化引起的问题，但因为这个问题模糊不清、难以追责。难道指责多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日积月累导致的结果吗？这样，我们或许很难找到指责的对象。其次，从感染新冠病毒时间的角度来看，从人体出现症状到最终死亡，发生在短短数周时间内。对我们而言，这一时间长度比气候变化造成伤害的发生时间更容易识别。气候变化可能不会这样直接地影响到我们，而是将风险转嫁给未来的好几代人。此外，尽管核武器危机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但幸运的是，国际社会已就全球暂停使用核武器达成一致，而新冠病毒防不胜防的传染性则有可能迅速感染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戴蒙德以乐观态度结束了他的讲话，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病最后会有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结局”，可能会激励全世界从此团结起来，精诚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芬兰大量储存小麦、燃料、药品、化学品甚至口罩等物资，以避免历史重演；面对新冠疫情，反倒显得得心应手
在戴蒙德、宋冰和李昕三人在讨论中，虽然强调新冠病毒是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世界性问题，但是，各国的反应并不一致。不同国家应对战略的差异源于其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根本差异。当被问及他如何区分美国、欧洲和中国对当前疫情的反应时，戴蒙德回答说，这样的粗略分类无法清楚地辨析各自的方法。仅仅在美国，就至少有50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因为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政府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地方政府行动的适当性已经体现在各州之间疫情严重程度的实质性差异当中。一些州，如戴蒙德所在的加州，能迅速对疫情做出反应，实施有组织、有协调的隔离，挽救了许多生命。相比之下，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州的州长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现在仍然拒绝对感染率急速上升承担责任。同样，欧洲48个成员国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瑞典政府选择基本上不改变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反对进行全国性隔离，以维护公民个人自由；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反应迟缓，有选择性地做出变革，这种决策延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戴蒙德认为由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的德国政府的反应，是一种成功的、负责任的和有担当的应对策略。戴蒙德有过在芬兰的生活经历，他在《剧变》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北欧国家在面对苏联入侵的威胁时就采取的独特路径，并且这种路径导致其在20世纪后期成熟发展。芬兰应对疫情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独特经历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它的现状。戴蒙德解释道，芬兰从过去应对贸易禁运的伤痛经验中汲取教训，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如何为下一场假想的危机做准备。因为经历过没有贸易的生活，芬兰大量储存小麦、燃料、药品、化学品甚至口罩等物资，以避免历史重演。芬兰过去的经历，使得它能够未雨绸缪，在这场让其他国家猝不及防的全球危机中，芬兰的反应得当，显得得心应手。
在受儒释道影响的东方社会，个人道德建设与社会建设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个人道德败坏将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
历史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而长期形成的文化制度也决定了各国应对危机的方式。
在中国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西方记者主要关注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国家能力和决策力，认为这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宋冰则提出另一种观点。她认为，文化价值观对于理解中国人民如何应对危机至关重要，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能够扩大政府防疫措施的实际效力。根据她引用的“家国同构”，宋冰建议不要低估普通百姓的合作意识，在他们的意识里，在危难时刻，集体福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在韩国等东亚国家，个人作为集体一部分的责任认知也是他们应对疫情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
围绕戴蒙德提出的解决危机的若干标准，宋冰讨论了国家应对危机如何受文化的影响。在受儒释道影响的东方社会，个人道德建设与社会建设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个人道德败坏将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宋冰认为个人的修身养性、危机处理或许和一个国家危机处理有相通之处。面临重大危机之时，身处危机的当事者的第一要任是反省，而不是怪罪他人。这与戴蒙德从对个人和国家处理危机方式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互相映照。在美国，个人与群体的联系较少，文化联结和团结意识相对单薄。戴蒙德将这种集体主义的缺失归因于地理和历史因素。从地理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美国在从东部向西海岸开拓时，才慢慢形成国家意识，这都是很新近的事情。中国情况迥异，从这里的古代文明开始，经过几千年，已经形成自己社会独有的连续性。宋冰认为，在其著作《枪、细菌和钢铁》中，缺失了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研究维度。针对这个问题，戴蒙德回应，我们无法简单地概括某种文化，但文化在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复杂互动中，将继续影响个人和国家对危机的反应。
21世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受限于物理距离。然而，有得必有失——技术或将改变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导致信任的破裂和纽带的瓦解
新冠病毒不会是人类社会面临的第一个全球性危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核战争等问题，对我们社会的威胁也是隐隐迫近。戴蒙德认为，新兴技术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之一。基于在新几内亚的研究经历，他给出了一个传统社会的案例。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石器，没有书写系统，也没有中央政府。所有的交流都是面对面的，双方都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对方的肢体语言。而在21世纪，信息交流通道已经迅速地全面数字化。这种交流方式的优势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受限于物理距离。然而，有得必有失——戴蒙德担心，技术将改变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导致信任的破裂和纽带的瓦解。
在未来，危机依然不可避免。但是，戴蒙德提出了一个颇为乐观的观点，即当前的大流行病能教导我们以合作方式解决危机的益处。大流行病的性质使得各个国家的风险紧密相连，这种相互依赖性促成前所未有的全球协作。飞机和船只可以携带病毒跨越国界，空气污染物、化石燃料排放物甚至辐射尘也可以通过空气或海洋传播。戴蒙德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对未来的影响，而是主张以全球视野，给予这些问题与新冠病毒同等的关注。可是，问题仍然是：我们将如何让人们迅速认识到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风险？戴蒙德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某些领导人，他们本应该肩负起保护公民免受未来危机侵害的责任。
我们需要自上而下地解决危机，必须首先承认和接受危机的存在。在个人层面，我们也一样可以自下而上地反思，当前全球体系的脆弱性和交叉性。一个国家消灭新冠病毒没有意义，只有所有国家都能做到，人类才能安全。同样的道理，只有我们都理解到一个国家未来的问题本身也是全球的问题，才能有益于未来。但如何达成这种理解呢？戴蒙德认为，可以从阅读他的新作《剧变》开始。
本文由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实习生汉娜·罗斯·柯克（Hannah Rose Kirk）撰写。
嘉宾简介| Biographies
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贾雷德·戴蒙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奖、普利策奖和泰勒环境贡献奖获得者。他著有五本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演化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性趣探秘：人类性的进化》、《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和《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他的书被翻译成38种语言。贾雷德·戴蒙德有着广泛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新几内亚鸟类生物学、消化生理学和保护生物学。他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和保护国际的董事。作为一名生物学探索者，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在新几内亚岛屿的福贾山脉对黄额园丁鸟的再发现，在此之前，人们仅在巴黎一家羽毛店里发现过这种鸟的四个标本。
Jared Diamond is a Pulitzer-prize-winning author of five best-selling books, translated into 38 languages, about human societies and human evolution: Guns, Germs, and Steel, Collapse, Why Is Sex Fun?, The Third Chimpanzee, and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Professor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e is known for his breadth of interests, which involves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ree other fields: the biology of New Guinea birds, digestive physiolog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His prizes and honors include the U.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the Pulitzer Prize for Non-fiction, the Tyler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ember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e is a director of World Wildlife Fund/U.S. and of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As a biological explorer, his most widely publicized finding was his rediscovery, at the top of New Guinea’s remote Foja Mountains, of the long-lost Golden-fronted Bowerbird, previously known only from four specimens found in a Paris feather shop in 1895.
宋冰
Song Bing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心主任，在线杂志Noema编委会成员。在《华盛顿邮报》、《财新国际》和Noema等国际刊物发表过多篇评论与文章。宋冰主编的《智慧与智能——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尝试用融入当代性思考的儒释道视角，探寻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给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与机会。
Song Bing is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rggruen Institute Director of Berggruen Institute China Center. She also sit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online journal Noema. She writes opinion pieces, op-eds, and short essays for journals 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Post, Caixin Global, and Noema. Recently, Song edited the book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AI Meets Chinese Philosophers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Group, February 2020), representing the first systematic endeavour by Chinese philosophers of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to addr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sed by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李昕
Li Xin
李昕，财新传媒副总裁，财新国际董事总经理。曾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执行主编以及道琼斯中文通讯社主编。此前为财新传媒英文执行主编，创办了英文杂志。2006年，李昕负责创办了《财经》杂志旗下首个驻美国分社，专注报道政治和经济内容。李昕是阿斯彭学会的第四期中国英才计划成员，为阿斯彭全球领导者网络成员之一；她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媒体理事会成员和媒体领袖之一。她有丰富的公开演讲和主持经验。在世界经济论坛冬季年会和区域峰会、DLD论坛、财新峰会等国际大会上，主持关于中国经济、海外投资、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等话题的讨论，并在牛津大学政府治理学院、全球编辑大会等会议上做关于中国经济、海外投资等话题的演讲和公开讨论。在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话题上的议题把握和现场调度能力，屡受大会与嘉宾的赞扬。
Li Xin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Caixin Media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Caixin Global, leading the company’s global news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as well as Caixin’s international branding and events. Before Caixin, she was th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Chines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Chinese Dow Jones newswire. This is her second stint at Caixin, where she was formerly the Managing Editor of Caixin English magazine. In 2006, she founded Caijing Magazine’s first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orrespond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i Xin is an Aspen China Fellow and a member of the Aspen Global Leadership Network, as well as a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Media Council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She is an avid pubic speaker, moderated panel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uch a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LD and Caixin Summit, on topics of China’s economy and finance, data privacy, AI, and women leadership, and spoke on journalis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at conferences at Oxford University and Global Editor’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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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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