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边界与共振
2024年4月26日下午，2023—2024届博古睿学者赖立里、王婧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开展了以“身体的边界与共振”为主题的对谈。赖立里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身体、医疗实践、日常生活，主要在文化人类学理论视野下关注当代前沿的医学科技以及传统医学知识体系。王婧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声音研究、感官研究、艺术人类学，2015年在浙江大学创立“声音实验室”，致力于孵化跨学科声音实验项目。对谈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刘柳主持。
当日上午，在王婧的带领下，与会学者、嘉宾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茂密的山林中开展了一场聆听静修的实践，尝试通过聆听跟随环境中连续的声音和重复的声音（包括地理的、自然的、或者人文的），体验环境的节奏。当日下午，对谈在钟楼三楼报告厅举行。
共振与生命滋养
王婧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先锋艺术谈起。“深度聆听”（deep listening）由美国实验音乐人Pauline Oliveros（1932—2016）提出。所谓“深度聆听”，就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去听任何可能听到的东西，无论我们正在做什么（Deep Listening is listening in every possible way t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hear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深度聆听”包括了日常生活、自然、个人的思绪和音乐等各种声音，这样的聆听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一切存在并与之产生联结。深度聆听练习让创作者理解，我们的身体在意识前行动，即使这一差别在神经科学意义上只有半秒钟。
王婧将这个理论延伸到电子原声音乐。电子原声音乐的政治主张是强调日常性的实践，打破古典音乐所要求的对某一乐器的长期学习和练习。电子原声音乐无需特定的场地、设备和组织，街头就可以作为其表演的场地，它甚至不需要观众。也就是说，电子原声音乐的表演并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王婧指出，虽然电子原声音乐的艺术形式是先锋的，其价值观却是古典的，这里的“古典”是庄子意义上的“养生”，即生命滋养，赋予生命更多生命（feeding life to life）。她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以电子原声音乐中的即兴音乐为例，讨论这种看似先锋和高度依赖声学技术的艺术形式，如何为生命滋养提供思想资源。
在聆听静修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电子原声音乐和即兴音乐使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什么是环境。 “deep listening”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特殊的空间——音乐家Stuart Dempster，Pauline Oliveros，Panaiotis发现一个地下蓄水池，混凝土的蓄水池有长达45秒的混响时间，他们不由自主地开始即兴音乐表演。在蓄水池里录制的专辑就名为“deep listening”，deep首先就描述这场即兴表演的空间的物理深度。另外一件作品来自Alvin Luciere的作品“I am sitting in a room.”这件作品将空间与人声作为最核心的音乐创作素材，空间的固有频率被声音化，语言作为媒介。当我们听到越发清晰的空间的频率的同时，语言本身的意义也逐渐消失。
何为环境？这里的环境即是现代意义上的“environment”，也同时是古典意义上的“天”？“天人合一”描述的是人和宇宙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张载将“天”定义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气的极大和谐过程，通过张载的气哲学，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人是万物之一，与动物、植物以及像石头或沙子这样的非有机物一起构成了有机互联网。万物从不孤立存在（物无孤立之理）。它们通过相互共振的凝结和扩展而蓬勃发展（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与张载在思想上有着共鸣的两位英国人类学家，分别是Gregory Bateson （1904—1980）和Tim Ingold（1948—）。关于环境，Bateson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所称之为有机体加环境的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what sort of thing is this, which we call organism plus environment。）Bateson否定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进化论，指出生存的单位不是基因上最适应或繁殖的有机体，而是有机体加环境（organism plus environment）。Tim Ingold则认为，Bateson提出“有机体plus环境”，还是将两者做了区分，但是实际上，没有环境就没有机体。Pauline Oliveros的即兴表演就经常结合演出时的天气环境，与外部自然环境共同发生变化。
因此，王婧希望强调，“深度聆听”不是解剖式的，而是共振（共鸣）式的（resonant）。王婧进一步提出，将“共振”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人类学家Steven Feld曾用新造词acoustemology(声音认知论)来讨论基于声音的认知方式，即声音被视为传递文化知识的工具。Feld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博萨维雨林的卡卢利人中进行田野工作。卡卢利人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声音知识，并且也能向Feld传达这些知识。因此，听觉文化人类学家Tom Rice将其称为显著的声音认知学(conspicuous acoustemology).而共振是一种不显著的声音认知方式（inconspicuous acoustemology）,王婧将其翻译为“默契”。中文中的“默契”，“默”是指安静、无声，“契”有契约的意思，但也指友谊，它的古文字形是左手与右手，左手与右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保持某种默契。默契式的认知方式指向的不是消耗式的生态认知关系，而是滋养式的，一种可以生动感受到但无法被充分描述的认知过程。
最后，即兴演奏和生命滋养有什么共同的原则？首先是回归基础（getting back to basics），其次是追随与滋养（following and nurturing），帮助声音成为声音，帮助生命成为生命，这就如同庖丁解牛中的“刀”，帮助解开障碍，让它持续展开，这是最不消耗能量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是一种建构的逻辑，但又不是后现代的，而是一种连续的、无限更新的逻辑。对于张载，在宇宙和万物中实现共振的能力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这种能力常常是被掩盖或隐藏的。不断共振的能力正是给予生命以生命的能力。对于张载，共振是创造力的重要方面：通过共振（感）相互渗透的东西就是创造力（诚）（感而通诚也）。
身体的边界
赖立里则讨论了“身体的边界”。如果谈论身体的边界，我们自然认为皮肤就是边界，但是赖立里从上午的聆听体验出发，提出当我们要以慢十倍的速度走过情人桥时，大家的速度不由自主地受到群体的影响，那么身体的边界在哪里？
讨论“身体的边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个体和自我。如果有所谓不可分割的个体和自我，我们为什么还会发生改变呢？如果转向另一极端，“天人合一”，身体和外界本就是相融的，时刻处于交换之中，那么身体的边界在哪里？在情人桥上，大家像是一个群体了，但是相互之间的差异还在那里。
借用医学史家Nathan Sivin的说法，可以把身体看作各种各样的过程的合奏（ensemble of processes）。从中医理论来说，身体是由各经络、脏腑、卫气营血等不同系统的不同活动同时进行，西医的概念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新陈代谢，也是不断在与外界进行交换。德勒兹也提出过身体是聚合（assemblage），或者用席文的说法，合奏（ensemble）。这样的说法一边强调了过程性，也强调聚合性，身体成为一个装置，聚合的同时又一直在相互交换，边界不是没有，而是相对固定的状态。
回到上午的聆听，我们通过呼吸改变当下的状态，这是一种打破身体边界的技术。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身体的边界，可以通过呼吸训练，甚至是普通的锻炼来打破，那么为什么电子原声音乐的技术不能参与进来呢？即兴演奏这样的技术也已经在打破大家想当然的身体的边界。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还是有不同的区别呢？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历史、岁月和社会关系，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不断地形塑身体。探讨身体的边界其实是如何重新认识个体，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还是与周围的环境共同的存在？所谓环境不仅仅是自然，而是超越了外在与内在，已经融合在了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中。赖立里再次结合聆听体验，说道，当她站在亭子边，面对钱塘江时，不由自主地发出“哈”的声音，这不是来自大脑的。发声与周边的人、树和钱塘江是一种“共振”。感觉不一定是自己拥有的，而是来自于互动。这再一次告诉我们身体不是在自我支配之下的，产生感觉已经是边界的突破。
如果身体的边界已经在突破，那么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威胁吗？天地万物时刻在生发，变是常道。如何来理解技术和技术与人的关系？如果将人视作不可改变的，技术当然是一种入侵，如果身体是打开的，我们可以对技术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不意味着等待技术来打破我们的边界，而是我们与技术不断磨合，在共生之中，打破边界，形成流动，从而达成不一定是生物的、纯天然的，而是有技术帮助的生存状态。“后人类”就是人在万物之中，时刻调适自己，并意识到边界和限度。AI的产生是个机会，使得我们反思如何认识身体，打开、延展我们的身体与世界相处。感觉只存在于大脑吗？很多技术朝着这个面向发展，但是身体不可能真的被抛弃，被超越。如果要讨论生命，如何能离开身体呢？
记录人：邱淑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