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A × 博古睿系列讲座《断裂与重构》| 社会科学背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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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合作的“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系列的第一场讲座，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赵鼎新和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孙向晨两位教授，分别从社会科学、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哲学背后的哲学等角度，对主题进行了探讨。
在开幕致辞中，UCCA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讲到，以美术馆在展的《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为契机，UCCA与北大博古睿中心合作，推出“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系列讲座，希望邀请到海内外⼀线学者们将与我们分享各自的学术实践，共同厘清现代性这⼀复杂主题的真正内涵。
UCCA馆长田霏宇
北京大学前校长、北大博古睿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林建华教授认为，这个讲座系列很恰当的表现了博古睿中心设立的宗旨，即将人文思想与科技发展结合，探索深层次的跨学科领域，并表示希望利用东方思想对人类未来做出贡献。林教授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
北京大学前校长、北大博古睿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林建华
社会科学和哲学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赵鼎新从科学发展历程、社会科学理论的塑造等角度论证了哲学在背后的根基性作用。并且提出，若要建立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需要找到中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关键的独特性，并将其与各种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加以打通。
赵鼎新从“科学”这一话题入手，提出17世纪产生的科学方法有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是通过对差异性现象的观察提出问题。其次是提出产生这些差异性现象的因果关系假设。最后是通过控制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因果关系假设的正确性。
而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完全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产物，与欧洲哲学之间紧密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逐渐兴起。 此前欧洲的主流精英主要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角度看待问题，简单讲就是一种把《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教规化处理，并把这些“教规”认定为是真理和认识事物的依据和出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7世纪以降，随着经验主义在哲学层面的兴起和牛顿力学的确立，科学这一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才逐渐成为主流。可以说，没有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
但是在牛顿力学的主宰下，我们也对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产生了一些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的误解。首先，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科学是一种全面、系统地获取和积累“正确”知识的方法。其实科学的关键就在于先设想某种因果关系，然后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来加以验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关键在于能片面的和不系统的看问题。此外，科学获得的只能是在控制条件下的因果关系，而不是自然条件下的或者是现实社会中的因果关系。这就是说科学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正确性。其次，牛顿力学的成功使得我们一度会误以为科学方法可以获得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归纳和演绎的完美结合。虽然随着科学向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向的发展，很少有一流的科学家仍然会坚持这一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流毒仍然很大。此外，还有一种误解认为科学可以替代哲学，摆脱哲学的束缚，或者至少是一门不依赖于哲学观念的学问。然而，赵教授从自己从数学和生物学转向社会学的探索发现，其实科学的理论和观念始终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生物学对哲学的依赖尤其明显。例如，在种族主义的主导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有色人种的头颅小、智商低，因此就开展在方法上非常科学的头颅学和智商学研究；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生态学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会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理论; 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古生物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女性行为和作用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主动力（prime mover）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来说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理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生物演化的规律，也是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代残酷的竞争环境在达尔文脑中的印记。
社会科学对哲学和观念的依赖更为严重。例如，赵鼎新提到他在麦吉尔大学期间上了一门关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课程。基于其此前在国内的相关阅读，上课前期望的是此门课能加深和系统化其对社会运动如下的理解：社会运动的引发条件可以不同，但其根源肯定出在一些宏观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但在上了这门课后发觉美国的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倾向于从运动参与者行为背后的非理性成份，以及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来提炼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背后的机制性因素。而当把这些传统理论用于分析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运动时，美国学者则提出了诸如，边缘人理论（大学生的政治行为反映了他们是一群具有政治激情，但却没有走入社会不谙世事的青年），青年极端主义者理论（如果在20岁时你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你是个没心肝的人。但在40岁时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你就是个没脑袋的人）， 和代际冲突理论（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有二战经历的成年人和缺乏二战经历的青年人之间的冲突）。而当美国参与过大学生运动的一代登上学术舞台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看上去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针锋相对，但却把视野局限在诸如组织/网络、资源、政治机会和宣传等一些属于中间层面的有助于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的因素。而马克思的对于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分析视角在美国很少能看见。
对宏观结构性原因的忽视是美国社会学各个分支的普遍现象，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在美国社会科学的统治地位。实用主义哲学体系不仅仅为美国学者提供了一些看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决定了美国学者对什么样的社会议题更感兴趣，更倾向于从哪些角度来切入这些议题，更愿意用什么材料和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以及在多细致的程度上来测量经验现象。统计学、网络分析、博弈论、计算机模拟和大数据等测量方法和技术能在当今世界如此发达，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宰。
在报告的结尾，赵鼎新教授强调从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史来看，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的哲学在每一步都是关键。所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必须从中国独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出发。他进而讨论了儒家的“正名”和“中庸”，道家的循环史观，以及道家围绕着对“道”和“名”的理解而产生的一些核心观念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的独特性，以及这些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对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
赵鼎新教授同时也提出了三点重要的观察和体会。首先，若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先要有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共识；其次，某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否能在世界上取得霸权地位的关键在于某个国家在国际政治层面是否能取得霸主地位；最后，但如果我们参不透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源泉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设置议题和视角能力，深层次了解自己国家的能力，而其他国家的人也不会感受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力量。
哲学背后的哲学
孙向晨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谈起。引用汉学家席文（Nathan Sivin）的研究，他指出李约瑟之谜的提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关于“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问题本身还是镶嵌在西方理论框架下。李约瑟提取了大量的中国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中国有可能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现代科技”，而这个前提的提出，就反映了其“一致的、目的论的、普遍性”的观点，即历史一定是线性发展的，却并没有在中国固有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也就扭曲了中国技术人、思想家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科学是从特定的生活与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并不能用来当作我们理解世界的全部方法。现代科学产生背后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不一定必然进入到“科学世界”，基于生活世界，也可能发展出“诗人世界”“艺术世界”“宗教世界”等，现代科学并不是理解世界的全部。为了深入探索理论之前和反思之前的世界，我们需要努力回溯“生活世界”，去揭示其中更源初的普遍性结构。
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传统来看，科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着明确的关联，它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框架下逐渐形成的，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的框架下。尽管科学史的复杂性使其与不同学科如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等密切关联。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核心概念，也可以翻译成“存在论”，同样是ontology。西方的“存在论”传统形成了一种理念世界与可感知世界相对立的世界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与柏拉图的真理世界与意见世界的区分，也就是我们日常会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观念到基督教之中，就形成了此岸、彼岸世界的对立，这就形成了西方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虽然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他对柏拉图观点提出的批判依然在柏拉图提出的问题框架下展开思考。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本体论传统，并指出了西方思想在存在（onto）-神学（theo）-逻辑（logy）方面的“三位一体”的传统。
然而，在西方哲学背后的存在（onto）-神学（theo）-逻辑（logy）三位一体的根本性框架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所以在汉语世界翻译ontology时，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译法，如“本体论”、“万有论”、“存在论”“是论”等，引发了大量争议。表面是翻译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语言板块之间的碰撞。
当我们不用ontology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时，就会发现汉语哲学中的很多理念，在西方哲学中也找不到对应的概念。所以双方之间存在着本原性差异。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认为西方两千年的哲学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那么中国哲学则有自身的框架，《周易》中的“大道流变”体现的便是一种以“变易”为核心的本体论框架。中西哲学之间的本原性差异，即是关注“存在”的系统还是关注“变易”的系统。在汉语哲学中，“生生”才是根本，“变易”才是第一范畴，由此会生发出一系列不同的范畴：阴阳、气论、时位、中庸、亲亲、孝悌等。
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根源于将西方哲学视为一种普遍性哲学，常借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解读中国哲学。过去，中国哲学常常以先进-落后、普遍-特殊的模式被理解，将中国视为传统和落后，而将西方视为先进；将西方视为普遍，中国视为特殊。在这种模式下，就会借用西方哲学框架来解释中国哲学，然而，西方哲学的框架很难揭示中国哲学的特点，反而是对中国哲学的“遮蔽”。因此，我们需要将西方哲学重新置于“他者”的地位，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当年利玛窦初来中国时，中国人称其为“泰西儒者”，即以自己为原点，“他”是从遥远的西方来的学者；现在我们却常以西方为原点来称呼自己为“远东”。中国受到现代文明进程的影响，用西方的“现代”话语来构建我们的“现代”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我们需要通过借助他者，重新反思自身，防止普遍主义的同一化倾向。这样的重新理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表达中国哲学的本质。
总之，如果我们要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澄清汉语世界的观念和发达的哲学意识。这并不仅仅是研究孔子、孟子等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而是要在现代语境下，基于理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国人能够讲明白、世界能够理解的哲学框架。
撰写 | Berggruen Intern 陈灵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机构
活动时间:
2023-07-01
活动地点:
UCCA报告厅
活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