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著作《大调平器》(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中所述，

只有在大范围瘟疫或大规模暴力等超级灾难性事件之后，不平等问题才会得到认真对待。

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其蔓延带来的巨大经济后果，让本不富裕的人雪上加霜，这更加暴露出长期以来日益恶化而尚未弥合的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些没有资产的人，也就是那些家庭距离贫困线只有一步之遥的人，承受了更多的痛苦。

新冠病毒疫情下全球经济遭遇多重冲击，解决人们担忧的一个关键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如何有效地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式。简单地说，这意味着首先要找到一条根本途径，通过让所有人分享财富的替代性的分配框架，来有效增加较不富裕者的资产。

此次疫情爆发之前，尤其是在美国，如何弥合堪比20世纪20年代的巨大贫富悬殊是总统竞选中的重要议题。而当前乃至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如何分摊经济急剧衰退成本以及分享经济复苏成果，将会成为其关键论题。

这将带来一次历史性机遇，寻找重建一种更加公平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法，使财富分配远比过去更加平等。能否抓住这一机会，将取决于纳税人对美国最具生存能力企业进行救助的结果，它们在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需要资金帮扶。当经济复苏开始时，这些纳税人将会获得投资收益，进一步讲，即以分享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带动经济恢复繁荣。

通过成立一种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可以解决当今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该基金将投入救助企业的纳税人的所有权份额汇集起来，并将股息红利分配给所有公民。在我与内森·加尔斯（Nathan Gardels）最新合著的《民主革新——应对经济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治理难题》（Renovating Democracy: Govern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Capit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9）一书中，称之为“全民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不同。我们不可以再仅仅依赖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来缩小财富创造后形成的贫富差距，而需要实现“预分配”（pre-distribution），即预先分享财富，对收入再分配机制进行有效补充。

随着数字技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全球生产力增长、财富创造与就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等，使得这种新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关键。简言之，消除不平等的最好方法就是推动公正。

实际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给我们诸多启示：美国阿拉斯加州很早就设立过一项社会财富基金，以该州石油租赁收入向公民支付红利。挪威也有类似的基金，同样来自于石油收入，用于支付一般养老金系统。澳大利亚有一种养老金基金，其实质上仍是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由企业管理者、员工等为其养老金计划缴纳出资，惠及公民。新加坡同样有一个类似计划，叫作中央公积金制度，公民可以将其用于医疗费和住房需求。这项基金从全球投资中获利甚丰，甚至能够为一些政府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帮助其享有低税率政策。

处在这场全球性危机当中，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需要通过公平和创新的经济复苏方式，消除社会不平等。如果疫情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担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所有人也都必须有权利共享经济复苏红利。当疫情过后，我们的这些积极举措将在许多方面助力恢复社会的健康与公平。

*本文摘译自《Sharing the Wealth as We Recover Health》发表于《世界邮报》（the WorldPost），2020年4月17日。

（蓝天蒙  杨嘉琪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