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举办的第5期博古睿讲座上，范德霍文（Jeroen van den Hoven）教授讨论了规范背景对于合理界定人工智能责任的重要性，梳理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四种反对为行为担责的“借口”。

第一是“知识”：因为一无所知，所以无法承担责任；第二是“控制”：因为无法控制环境，所以无法承担责任；第三是“自由和选择”：因为别无选择，所以无法承担责任；第四是“隐私和道德能力”：因未处于私人场合且只能根据公共利益来采取行动，所以无法承担责任。

范德霍文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凸出初始设计的重要性，而不是着重于强调人类在上述四个“借口”中的较差能动性；并在发言中进行了具体分析。

他在“知识”话题中，首先提到了黑匣子问题。在黑匣子中，人类难以充分理解人工智能的输出，这说明了“为何负责任地设计人工智能”对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对黑匣子认知中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不应是有关人工智能问责制讨论的终点：算法不应被视作炼金术——相反，工程师和伦理学家应努力实现和改变人类偏见（除偏），以消弭其对社会造成的不当影响（如图像识别、监控等）。范德霍文也坚信，算法追索权应当是一个减少似是而非的、可否认性的有力考虑因素；而人类应当巧妙设计人工智能，以转变现有模型普遍存在的不利因素。

在讨论“控制”时，范德霍文将无人驾驶汽车事故与波音737 MAX坠机情况单列出来，尝试“为人工智能设计更加负责”提供思路。购物算法所用的逻辑同样被用于致命性自动武器，而在使用这种将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技术之前，需要建立有效果的人工控制。

对于“自由和选择”，他则提到了“Nudging”的行为心理现象。据了解，任何能够显著改变社会人行为的因素都可以被称为“Nudging”，它意味着行为主体将从社会和心理角度来设计政策工具，以符合目标对象的日常行为习惯。而人工智能的影响恰在于它强行创造了一个“回声室”，表面上看似乎无害，但却影响了经济周期和社会发展。范德霍文认为，如果缺少负责任的设计，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结合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强大且不可控的“Nudging”。

目前，即便与各种严格、科学的方法相比，社交媒体依然毫无疑问成为个人行为和身份地位最有分量的标识。范德霍文认为，在西方社会，“监控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隐私”这个古老概念将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在数字时代的认同与感受；由此，“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设计”在当下将变得愈加重要。“工程师和伦理学家需要紧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为社会创造巨大益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担负起这四个行为责任，不断提高人类能动性”，范德霍文如此谈到。

* 本文内容由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秋季实习生、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在读研究生李康圭（Kangkyu Lee）采写。

（杨嘉琪/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