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下与未来，人类应当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这些问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距离并不遥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对此有着各自的见解，而中国哲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时所产生的思想火花，无疑更令人好奇。

《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一书中，17 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全球和中国语境下的科技哲思。其中，既有中西方视角对于科技发展的不同诠释，也有从传统的中国儒释道观念中找到的探索人工智能的新进路。

哲学智慧如何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工智能？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冰，分享了本书编著过程中的思考与感悟。

「从“术”的讨论到“道”的思考」

上书房：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的广泛场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在这个大背景下，各行各业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层出不穷。哲学家为何也参与到这些讨论中？

宋冰：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与量子计算为核心的前沿科技时代呼啸而至。这些前沿科技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在于其技术迭代快、发展进路不确定且呈非线性轨迹，同时各项技术的结合往往产生叠加效应。通过广泛的应用场景，这些前沿科技全面渗透我们的个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技术发展可能会给人类造成的影响进行思考。有些人甚至担心，这些技术发展会最终影响到人类本身的存续。而哲学是就终极、本质性问题进行思考、分析的一门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由前沿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何为人、人的本质、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处理人的价值观与技术的设计、发展和应用等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哲学家不会也不应该缺席。

历时两年，我们集聚了17位专家学者在全球和中国语境下的科技哲思。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把深度思考终极性问题的思想家都看成是宽泛意义上的哲学家，既包括以哲学为志业的学术人，也包括有人文关怀和哲学素养的科学家。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阐述观点，抛砖引玉，以期激发更多学界及社会力量，关注科技与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到，人们当下不仅仅要面临科学技术的大变革，更是到了反思过去几百年奉为圭臬的哲学理念的时候。具体怎么理解？

宋冰：《人类简史》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指出，我们不仅在经历技术上的危机，我们也在经历哲学的危机。现代世界是建立在17世纪-18世纪的关于人类能动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上的，但这些概念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闻此评述，我心有戚戚焉。从2015年至今，全球各国、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与科技公司发布了50多份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宣言。其中有如公正、尊严、自由和人性等抽象原则，也有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保护隐私、反偏见等原则，以及诸如可解释性、安全性等以技术性考量为重的原则。可以发现，这些原则和伦理规范大多基于文艺复兴和工业化时代的思想基础上。我们如果用“道”与“术”的框架来看，当下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讨论更多关注于“术”的层面。

这些思想的全部或部分或许在当下高歌猛进的前沿科技时代仍然适用，但我认为，如果不经过思考就全盘承继便是智识的懒惰甚至是对时代的不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希望在这个前沿科技时代引发哲学家和科学家对“道”和人类基础价值观的思考。

「回归中华文明的思想渊源」

上书房：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关注起步更早。而在今时今日，中国哲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和思考切入点，和西方哲学家是否有所不同？

宋冰：在西方学术界，人工智能与哲学的结缘始于“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于1950年在哲学杂志《心智》上发表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该文可以被看作人工智能的宣言书，提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图灵测试。这个测试的方法和结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的“何为智能”的讨论。过去几十年，机器意识也成为研究讨论的焦点。

在西方，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哲学作为学术门类，从一开始就是跨领域、跨学科的。计算机工程、计算机软件的科学家、数学家、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语言学家、哲学家相互启发，在对智能的理解、对人脑规律的解释、建模上相互推进认识。但是，他们的底层思维是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形成的何为人、如何认识人与机器关系的哲学基础上的，他们仍然是在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假设上建构对智能和意识的认识与分析的。

中国哲学家是以儒释道等中国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对如何应对当下科技提出的挑战、如何修正当下价值观与伦理进行讨论的。

上书房：中国哲学思想的注入能够为这个全球性的话题带来什么？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生又意味着什么？

宋冰：长期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在科技与哲学、科技与伦理等方面一直扮演着主导舆论和价值观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因为西方社会一直引领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方向。但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方面，中国近年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跟西方发达经济体可以说是齐头并进了，并开始积极参与研究范式和行业规则的制定。

然而，技术层面的努力还不够。

我们之所以致力于培育和推动儒释道等中国哲学家对前沿科技的思考，是希望东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述可以补足和丰富全球当下主流的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资源。或许，东西方思想资源的合力，可以把人类和全球生态体系带出当下面临的诸多困境。

「对“变”的认识消解了恐惧」

上书房：人是什么？机器是什么？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自机器诞生以来，人类似乎一直在思考这一系列问题。很多科幻作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想象，描绘了一个个或美好或值得人警醒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哲学家如何解答这些问题？这个时代的人们应当如何理解“生而为人”的意义？

宋冰：“天地人”三才是中国固有哲学传统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基本思想框架。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人道与天道相互贯通融合。对中国正统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儒家思想更是强调从人的社会性来认识人、理解人。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没有一个抽象的独立于环境与各种关系的假设中的“人”。我们无法脱离天道、地道、人的社会关系来讨论人。这种“关系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底色。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佛家思想则在根本的层面上，把人作为形而上的本源的作用的体现，在本源作用的层面上，人与动植物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都是本源作用的结果。在世俗理解的层面上，人不过是众生的一种。

由此可见，儒释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虽然儒释道对人生宇宙的本质看法不一、对社会伦理规范各有侧重，但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把人与自然和其他存在放到一个相互分离、对立、征服的零和竞争的结构中。

正因为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很多中国哲学家并不过高估计人类理性；另一方面，把人工智能纳入“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讨论框架中也成为可能，和超级智能共处有何不可？这或许是中国人普遍没有如西方人那样产生对超级人工智能的生存级别的恐惧感的原因之一吧。

上书房：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对“变”的认识和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宋冰：是的。《周易》中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沁入了诸子百家，并在几千年来对中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就了中国人对“变”的接受与开放的人文态度。不确定性和变化是我们生活内在的一部分，它不是外化于生活的存在，也不是我们需要纠正的“问题”，而是我们时刻应该应对和接受的生存状态。

佛家的“无常”虽源于因缘和合而不定的理论，但对变化的接受与直面变化的心态，与中国固有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所展现出的态度不谋而合。对“变”的接受、预测变化、应变、顺变的处事态度，也许是中国人对无法预测、瞬息万变的前沿科技的发展轨迹不至于惶恐不安的另一个原因吧。

「此时不反躬自问，更待何时」

上书房：这本书中有很大篇幅都是在反思。有人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反思的时代。您怎么看？

宋冰：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下人类社会和全球生态正面临重重危机。全球瘟疫、核危机、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等诸多生存级别的挑战，全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以及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变与地缘政治的恶化……

危机与挑战交织的当下，国与国本应该集中精力共同应对，但在地缘角斗势力的推动下，一些国家却陷入了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扭曲的国际权力之争。在如此乱象纷呈的时代，指摘和嫁祸于他人于事无补，而且会让已经尖锐的矛盾不断泛化和升级。如果人类此时不反躬自问，更待何时？

中国儒释道三大哲学传统对砥砺个人品格的重视，以及对反躬自省、自省修德的强调正当其时。受到这种深厚的反躬自问、内省自修传统的影响，中国哲学家大多会提醒人类在此之际，应多反省自身发展历史，吸取教训。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所言，创造人工智能的人类意识是什么样的，被该意识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就会是什么样的，就会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倾向。在此，东方哲学中诸如的禅定、炼气和孝悌修身的经验或许可以引导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同时人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巩固乃至启发人类修行、修道。

在前沿科技改变人性和人类社会之际，在人类开始思考其物种生存级别的问题之时，探索如何保生、善生，天人合一，自省、自觉、自修的中国哲学或许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启示和走出困境的宝贵思想资源。

（上观新闻吴越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