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一名年轻的印度女子正在浏览平板电脑，鼻梁上的太阳镜反射出脸书标识

（Manjunath KIRAN/AFP）

伦敦——去年英国脱欧公投接近尾声时，时任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稍显恶意地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看过采访视频的人都知道，戈夫本来已经开口要作具体说明，却被一名记者强行打断。后来，他澄清说自己原本打算讲公众已经受够了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大家都会对此付诸一笑，但对戈夫言论咬文嚼字且毫不留情的解读仍然占据媒体头条，出现在有关后事实或后真相时代的讨论中。公众对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质疑并非新鲜事。20世纪80年代，声称专家密谋对付公众、侵害公众利益的说法广为流传，谴责“专业人士生活安逸”，最终促成专家风纪从职业化转向监管化。但现在专家受到的怀疑更加棘手，而且已无法通过监管措施解决——双方很快会被指责为一丘之貉。   专家备受怀疑难道是受数字通信技术的必然影响？我认为问题可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无秩序的技术引进破坏了传播规范和标准。通信技术使真假难辨的内容得以匿名、远程、并大面积的传播。传播伦理讲的是言语行为应该达到的标准，新技术却让行为难于辨别，更不必说评判其是否可信。

这并非新技术第一次破坏既定的传播规范和标准。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非常担心书面语言破坏传播效果，于是完全依赖口头语言。所幸柏拉图并非如此，否则我们将对苏格拉底的担忧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担心他的话会无来源地传开，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读者，却无人向他们解疑释惑、消除误解。

不过，书面表现的问题并不是文字与作者脱离、不能自圆其说，而是古希腊缺乏现代写作和出版业赖以存在的属性、校验、授权、批注规范。由于我们有了这些规范和标准，所以便常常认为书面文字是一种可靠的、准确的、负责的传播方式。

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第二轮争议。同样，问题不是技术引起的，而是创新造成的破坏。人们必须颁布法律、制定规范，界定作者、印刷厂、出版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新法不得不对分发印刷材料可能出现的不法行为规定补救措施，从诽谤到侵犯版权、欺诈到侵犯隐私、误导广告到违反商业和专业机密。法律要求和社会文化规范花了很长时间、经历重重困难得以完成重塑，确保既能保护言论自由，又能预防、限制由印刷品广泛传播可能滋生的不法行为。

网络传播情况类似。保障传播道德标准的法律和文化措施遭受大规模破坏，我们很难判断他人的主张是否诚恳、真实、可靠。看似直接、无阻碍甚至亲密的网络传播，有时对象却是陌生人。看似专业的说法，有时却是误传、造假。看似原创的作品，有时却是抄袭。无论是线上传播还是线下传播，道德标准和认知规范对于可靠传播和审核质疑他人传播内容均至关重要。

可以想象，由于新技术的魅力和优势，公众极不情愿承认重构适当的传播道德标准还需要做很多。行动尚未开始。网络浪漫主义者依然认为不应对网络传播设置任何限制，他们忘了，言论自由只是传播伦理的诸多标准之一。

一些善意的讨论指出，提高网络素养或许有用，从而降低传播接收者受骗的可能性。虽然提高网络素养的想法不错，但我们不能指望它能补救部分网络传播可能会犯下的严重错误。目前，我们甚至未在网络平台和网络出版商之间划出明确界限，更无法明确他们各自的职责。前路仍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