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 | 科学家与哲学家面对生命时的时空尺度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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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召开线上工作坊“科学家与哲学家面对生命时的时空尺度是一样的吗？”。此次工作坊通过线上视频直播方式进行，并在哔哩哔哩平台与观众进行实时互动。
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跨界思想者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白书农，围绕“人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等话题开展了深刻对话。白书农提出3个问题，赵汀阳进行回答：生物学家和人文学者都认同“人是生物”吗？“人”与“生物”之间有边界吗？如果有，这个边界划在哪里？如果没有，“人”是什么？这种划界对理解人类、理解生命有意义吗？当科学与人文一起面对生命，会擦出怎样的思想火花？本次对话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晓力主持。
会议伊始，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中国中心高级学术顾问安乐哲（Roger T. Ames）致开场辞，并对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进行了介绍。安乐哲认为，任何人类经验的巨大变革都将与中国息息相关。博古睿中心于2018年在北京大学揭牌成立，致力于搭建一个全球跨文化、多学科对话交流平台，关注议题十分广泛，如AI、地缘政治、行星思维（planetary thinking）等。安乐哲认为，由中心策划的前沿讨论突破了以传统哲学家的身份讨论哲学的视角，强调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学科本身反思的和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
作为本次工作坊的主持人，刘晓力首先介绍了本次对话的发起缘由和对谈嘉宾，并请两位对谈嘉宾作破题发言和对谈。刘晓力介绍，博古睿中心的跨学科工作坊是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话的平台。博古睿中心关注人类变革，倡导人类对自我的新的认知，追根到哲学的底层思维来理解世界。
接下来，刘晓力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过去两年多疫情的肆虐，使人们对“环球同此凉热”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俄乌冲突以及其他由政治、经济危机衍生的全球信任危机之后，人类命运的方向该何去何从？以前对于问题的讨论是在比较小的尺度上，那么能否放在“长时段、大历史”的时空尺度上讨论？认知变革带来的新视角，能否对人类本性带来新的阐释？进一步，认知变革后人类行为标准的终极规范是什么，人类是否值得拯救？
对谈环节正式开始之前，白书农率先破题。他由张君劢和丁文江的“科玄之争”，以及牛顿和笛卡尔的比较谈起，从科学与哲学的离合，谈到“生命和人类”的问题，进而发出哲学问题的追问：什么叫个体？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活”？之后，通过“人是生物吗？”的追问，进入认知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的探讨，以及人和社会、人和生物之间如何关联、又有何区别？从人类有记录和文字开始距今约六千年，那么是什么使人类跟其他生物出现了不同？
本次对谈内容主要围绕嘉宾共同策划提出的以下几个问题：智人的出现有20-30万年，农耕的出现有1万3千年，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3千年前。如果这些问题对人类生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时，人类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人类走到今天，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创新？这些创新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人对世界的存在和自身的本质的发问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有没有更大的时空尺度看待人类社会？如果把人类放到整个生命系统的框架内来研究其行为模式，这是否可能？会面临什么哲学上的困境？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越来越变得不像“生物”。我们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生物”？白书农认为，这些答案都可以在演化规律中获得，并且这些规律演化的结果就生成了时间结点和范式转换的问题。如果说人类社会秩序的真正内在依据在于其生物性，那么就有必要以生物学研究所揭示的关于生命系统的基本规律为依据，进行观念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者有必要从更大的尺度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推进哲学与科学的对话。
对于第一个提问，赵汀阳谈到，西方的主流哲学大都承认“人是生物”。百年之前，西方哲学从身心二元论的前提出发，从而贬低人的生物性，认为关于人的知识都要在心灵里表达。但中国哲学甚至是非常看重身体的，如老子“贵身”，因此中国没有身心二元论的区别。
赵汀阳认为，哲学的问题和哲学是两回事。今天的哲学在2500年前左右已经形成了一种专业的表达方式，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更远。他对人类思考问题和思维演进进程作了大胆的猜想。第一步，人类第一次思考问题的时候或许是十万、二十万年前，关于生存经验、工具的思考。人类需要干活，需要把工具做好，这就产生了最早的技术性的问题。因此，人的思考最早从技术开始，但是这种技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technology，而是art，是技艺。第二步，人类发展出心理学思维。早期的人类过着一种游牧、狩猎、采集的混合经济的流动生存方式。这种流动的方式定义了属于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流动的人是随身自带时空的。这种时空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时空没有被坐标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概念，思想是意识流的。因此，在这个纵情想象的阶段，神话和巫术产生了。
第三步，人类于约1万3千年前开始定居，有了稳定的生产和资源，开启了农耕时代。农民将自己的居所当作天下的中心，这就产生了地理性。农耕需要看天气，因此人类有了坐标化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同时因为定居，种群会变大，需要建立规。这些规矩属于综合的、习俗化的，它既是政治，也是法律，也是伦理，可以用希腊词nomos来形容。在这一阶段，人类心灵中的，管理学思维就应运而生。
第四步，在有了很多大的种群之后，人们发动了有组织性的争夺资源的战争。此时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转变，有了策略（谋略）思维的人类开始理性分析，开始从博弈的角度出发去制造谎言。值得一提的是，赫拉利在《人类简史》认为：人类刚发明了语言后，就开始说小话，传播gossip和rumors。然而赵汀阳认为，语言是用于交流的，是落地有声的。在语言的初始状态，说话等于事实，语言等于诺言。人们最初不会将语言用于说谎。
第五步，历经战争的人们发现，制度总是好过暴力，秩序大于无序，这就形成了政治思维，人们开始意识到和平的制度好过暴力的统治。《易经》里说中国最早的政治开始于黄帝，因为他发现了制度好过暴力，用非暴力的制度来治理世界，所以出现了“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景象。第六步，便到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赵汀阳认为，轴心时代其实只是人类思维史的横切面，是人类思考史的中途。此时出现了概念系统、分类学和形而上学。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还不是哲学，而是逻辑和公理法。
第七步，进入中世纪后，产生了神学和意识形态。赵汀阳在此处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即“基督教四大发明”：宣传（传教）、自我规训（confession）、群众（masses，“群众”：有一样的信仰。因此，“宗教创造了群众，宗教之前无群众”）、精神敌人（只有宗教后才产生，宗教前只有物质上的敌人）。四大发明合起来，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
到了现代，也就是第八个阶段，人类就发明了科学和技术，逐渐走向了工业革命，这导致人类社会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第九阶段，人类思维进入到了“自反性”（reflexivity）阶段，其主要表现便是人们开始主动去检验自身知识基础是否真的可靠。这里面最典型的成果便是哥德尔的两个定理，还有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调和在一起的大一统物理学，以及如今称之为复杂科学（Complexity Science）的理论。
关于“不可替代的创新”话题，白书农和赵汀阳、刘晓力三位老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谋而合。白书农十分赞成赵汀阳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对于人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的看法。这是因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无非在于辨识能力和对实体的关系的想象能力不同。人类在处理周边事情的过程中，能够将辨识和关系想象抽象成符号，储存在记忆中。由于动物个体之间无法交流，记忆无法表达出来，因此不构成我们现在讨论的记忆。
赵汀阳非常赞同白书农把视野拉开的建议，这正与其近年来研究的“存在论事件”共享同一基调。人类变革过程中的创新，但他认为，“存在论事件”即为能够从存在量级上衡量改变人类存在方式的大事件，它具备四个基础性质：1.偶然发生且效果不可逆；2.人类文明的必需品；3.其后果几乎不会带来边际效益的减退；4.人类知识体系的必要构成因素。
基于这几项性质，赵汀阳指出了几个可以被称为“存在论事件”的发明是：语言的发明，生产技术发明，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制度的发明，科学（概念、规律）的发明，各种技术发明等。还有许多难以评估的，如宗教、哲学、文学和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存在论事件”。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10万年前被发明出来的所谓‘语言’，其实是信号系统。动物是有信号系统的，但没有语言”，赵汀阳认为，“否定词（negation）”的出现，引起了信号系统到语言的转变。否定词的发明带来了“可能性”（“或然性”是科学发明）。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无穷集合。在没有“可能性”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创作。生产技术的发明，如农业、畜牧业，为人类创造了可预期的时间表(schedule)，其重要性在于实质上它发明了未来。逻辑和数学的发明，使人用思维为自身建立的秩序。制度的发明，包括政治制度、法律、伦理、生活规则等，即人类为自己建立了一套理性化的存在秩序。科学的发明，它知识建立了秩序，并且还建立了一种可重复的实验程序，还有对自然世界尤其重要的因果概念。
对谈持续近3个小时，对谈嘉宾围绕诸多问题逐一展开精彩对谈。现场和线上听众反响热烈。
孙艺萌，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实习生] |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