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可以“被编辑”

观点

更新时间:2020-01-20 11:44:26

基因编辑是一个备受大众关注的生物科技领域前沿话题，11月12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以“可编辑的未来”为主题的讲座。本次讲座邀请6位与基因编辑相关各领域研究者进行发言和对话，他们的研究方向覆盖分子生物学、科技政策、科技法律、生物艺术等多学科门类。

来自不同领域的主讲嘉宾分别开展主题讲座，在多领域的对话中推进对基因编辑的深度思考。讨论从科学和技术维度开始，逐渐延展至社会伦理与哲学探讨层面，并最终落实为如何用艺术来表达困惑和希望。

汪阳明

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汪阳明，在第一场演讲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了什么是基因编辑。他认为，基因编辑的基础在于DNA决定了人们的遗传特征，基因字符编码的微小差别都会造成巨大的差异。编辑基因的动力来自基因功能研究、农业发展、疾病治疗等领域的应用需要。目前，随着CRISPR技术的发展，基因编辑变得更加精确、成本也随之降低。最后，他简要探析了基因编辑的典型应用方式及其利弊，并表示目前存在一些难以判断效果好坏的应用领域，如人类改造。

来自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皓毅，分享了他对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思考。他强调关于基因编辑的讨论不应泛泛而谈，需要就事论事，尤其应该区分谈论的对象是可遗传还是不可遗传的基因编辑，以及将基因编辑用于治疗疾病还是人类增强。他强调，科学问题需要具体讨论，综合考虑可能的风险和收益比。在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科学问题上，科学家必须有担当地开展研究，而公众也需要负责任地讨论和参与。

两位科学家就基因编辑的科学维度进行讨论之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耀进，从法律维度介绍了“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与法律论争”。他讨论了关于人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的几种典型论点，并横向比较了国际社会对于基因编辑的监管机制，综合分析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在法律监管上的差异。之后，他介绍了中国近期的立法动向，指出立法位阶低、惩罚力度小是目前的首要问题。就此他展望了未来的法律规制，表明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各国积极承担国际科技治理的责任与义务。针对国内现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规制框架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未来在一些制度构建方面可以效仿英国，并加强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的探讨。

由法律探讨延伸至社会伦理层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璐，介绍了生物技术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她追溯历史，介绍了作为当代生物技术治理起点的阿西洛马会议(Asilomar Conference)，并回顾了以这一会议为标志而建立的科学家预警模式。此后不久，深受阿西络马模式影响的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联邦政府风险评估》报告发布，并奠定了当今风险治理模式的基调－一种线性的、仅依赖科学事实进行的风险管控。这一模式忽视了风险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依赖科学界自我调节与管控。从这个角度看待基因编辑技术在当代的滥用，也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代风险治理范式本身的不合时宜。高璐指出，应寻求建立新的风险治理范式，以一种更加开放、自反的精神，根据社会需求去塑造科学的可能性，而不应只局限于科学家自己辨别出的“风险”与“安全”来管理风险。这种新范式呼唤多学科、多种社会群体的参与，以及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反思。

魏颖

回到艺术领域，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员、策展人魏颖，以“基因作为艺术媒介”为主题发表演讲。她首先介绍了生物艺术这一流派，继而提出泛生物艺术的概念，即从更多维度实现艺术和生物学的交叉。生物学可作为技术应用到艺术中，如生物学作为材料、数据或图像参与艺术创作；也可以生物学为概念发生器，将数字世界中的基因作为象征符号进行创作，或关注在物质世界中的基因，通过中心法则把基因转化成实在的物质。她以卡茨的创世三部曲作为基因艺术的范例，依次分析了《创世纪》、绿色荧光蛋白兔和《第八日》这几件艺术作品的内涵。最后，她提出当代生物艺术的重心从欧洲逐渐转到亚洲，给我们以机会从自身文化语境出发思考生命与技术。

玛尔塔 · 德 · 梅内泽斯

来自葡萄牙的知名生物艺术家玛尔塔·德·梅内泽斯（Marta de Menezes）以“身份问题：我们何去何从”为主题展开发言。在艺术和生物的关系层面，她指出人类自古以来就在影响周边的生物，而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世界的改造更为精准高效。艺术的介入方式能让我们在哲学的形而上的角度反思技术和知识的变化，在艺术界将生物学理解为一种艺术创造的手段也越来越普遍。此外，玛尔塔介绍了她进行艺术创作的方法论，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方法论是如何构成了她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基础。在现场，她还展示了与世界各国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合作创作的几件生物艺术作品，并分享了这些作品的创作历程、思路和艺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