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4.1-2020.8.6

我如何可以相信Bernard已经离开我们了呢？

可能这是真的，但我不相信，也不会相信。

8月7日我一醒来就收到Bernard离世的消息，我听他生前的电台访问，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的慷慨，他温暖的招呼和笑容，但我已无法止住我的泪水。一周前，我仍和Bernard通电话，我们讨论8月底在法国阿尔勒（Arles）的研讨会，以及将来的计划。他的声音比以前软弱，但很积极。他埋怨手机坏了，打印机也坏了，但他又不能在网上买，因为需要用手机接收验证码，但是他仍然继续写作。8月6日，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寻常的虚弱，肚子不断地抽痛，类似的情形两年前发生过一次，那时，我的朋友兼编辑自杀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到邮局寄高丽参给Bernard, 但因为新冠，邮局关门了。回到家后，我想写信给他，告诉他我编辑的、有他参与的两本期刊专刊就快出版了。但我没有写，我也没想到，我再也没有跟他说话的机会了。

我2008年11月与 Bernard在伦敦相识，虽然之前我已在他的讲座上见过他。我与一名同事一起到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 Station）去接他。那时我年轻，兴奋，同时又很焦虑。之前我已读过他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一卷、他和德里达的《电视回声影像学》（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Entretiens filmés），看了《伊斯特河》（The Ister），一部由他的长期译者兼朋友丹·罗斯（Dan Ross）以及大卫·巴里松（David Barison）制作的纪录片。我几乎每年都和学生一起看这部片子。就像所有人一样，我很好奇他是怎么从一个银行抢劫犯成为哲学家的。我那时已经仔细研读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海氏后期著作，我以为自己已经洞悉了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某些问题。但阅读《技术与时间》卷一令我极度兴奋。我逐句通读过几遍，每次都是非凡的经历。Bernard用“技术”（或者说“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的概念解构了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并打开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突破口，进而从内部将其予以重构。

但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解构西方哲学史的计划。对他来说，技术实际上是第一哲学，但它被哲学史压抑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压抑）。《技术与时间》前两卷致力于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第三卷是对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的解构，以及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判。

《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也是Bernard针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著作的开端，此后他在这个方向上出版了超过三十多本书。Bernard并不反对工业本身，而是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视野，同时反对各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技术工业，尤其消费主义，重视短期的获利能力，因此并没有担负起照怀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一代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技术变得有毒。从《技术与时间》的第三卷开始，Bernard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弗洛伊德、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对生物学和经济学等的阅读，系统地寻找新武器。Bernard在2006年与朋友们一起创建的工业艺术（Ars Industrialis）协会的任务，便是致力于工业的转型。他生前在巴黎北部圣丹尼的项目则是与工业伙伴和银行合作，发展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他称之为“贡献性经济”（the economy of contribution）。

我仍然记得那是个下雨天。他像个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穿了件黑色大衣，戴着帽子，但我还是把伞递给了他。他一开始拒绝，后来还是接受了。Bernard非常友好，问我在读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读他的半自传《付诸行动》（Acting Out）和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另一本书。他很吃惊。我那时刚从重病中恢复过来，他的哲学与古代灵修之间的共鸣使我着迷。在后来的会议上他发表了主题演讲，我也做了一次报告，Bernard对我关于关系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叮嘱我与他保持联系。几个月后，他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雅安·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辩论（活动由斯科特·拉希[Scott Lash]主持，当时一名俄罗斯艺术家，自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粉丝，在演讲者面前拉屎以解释他所理解的抗争），Bernard邀请我到他巴黎的研讨会上谈我的研究。后来他同意指导我的博士论文。Bernard对我来说是英雄和巨人，每次和他讨论论文时，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但是Bernard热情且慷慨，他从不把我当学生而是当朋友，他对我的研究十分感兴趣。我并没有第三持存来记录这些场景，但是很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中，Bernard叫我不要读太多的海德格尔，因为每个伟大的思想家只有一两本代表作，对他来说，海德格尔的是《存在与时间》。有一次，在我们等过马路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我以后必须认真对待，那就是雅克·德里达。我2016年出版了论文《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Bernard慷慨地写了序言。

当我从伦敦移居巴黎并开始在他的研究与创新学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工作时，我才更加了解 Bernard。IRI是他于2006年辞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一职后与文森特·普伊赫（Vincent Puig）创建的研究所。在担任蓬皮杜艺术中心主任之前，他应音乐家兼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的邀请，成为音乐-声学协调研究所（IRCAM）的主任。我从没有遇到过比Bernard更传奇的人：从农场工人，到爵士酒吧老板，再到银行抢劫犯，在现象学家杰拉德·格拉内尔（Gérard Granel）的帮助下在监狱里学习了五年哲学，成为利奥塔的硕士生和德里达的博士生，此后负责多个研究项目，包括1980年代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的数字化项目。接着他成为国立视听研究院（INA）的署理主任，然后是IRCAM主任，2018年他从IRI退休。

后来我离开法国前往德国工作，但与Bernard的关系更加紧密。他曾在我工作的吕讷堡大学（Universität Lüneburg）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其后又在洪堡大学继续当了一学期客座，那时我刚好住柏林，因此我们几乎每周都见面。自2012年起，我每年都会去法国中部的埃皮诺（Epineuil）乡下上他的暑期学校，Bernard和他的家人为受邀者和学生们组织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那是思想与友谊的盛宴，不幸的是它在2017年戛然而止。但随着Bernard的离去以及新冠疫情爆发，2010年起我每年都向往的法国夏天似乎也离我越来越远了。

2015年，我第一次与Bernard和他的家人一起回中国。Bernard总对所有人说，是我把他带到了中国，但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那时我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其间，我每年只回香港几天探望父母，没有去内地。与Bernard一起去杭州讲学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事件，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现任院长高士明和他的同事们，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我们2015年开始在杭州教授大师班，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和Bernard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在许多个温暖的春晚，我们在学院旁边意大利餐厅的露台上觥筹交错，谈论哲学。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Bernard喝着酒，抽着烟，突然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曾经叫你不要读海德格尔吗？我回答说，是的，我记得，那是十年前，但是我没有理您。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不听我话，我现在认为我错了。2016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专著《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是我对海德格尔1953年的论文《技术的追问》的回应和批评。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与Bernard不同的海德格尔读法，尽管此书第二部分对于京都学派和新儒家的解构，仍然有赖于他对海德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的批判。我将这本书献给了Bernard，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之间的多次讨论，没有他对我叛逆精神的肯定，我将无法迈出这一步。然而，这本书也给Bernard带来了问题。Bernard不同意我的看法——不是我对海德格尔的阅读，而是我对法国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解读，这或许是我与他的哲学冲突。我们在2018年的成都之行中讨论了这件事，记得当时恰好是在和他儿子奥古斯丁一起去看熊猫的途中；我们原本应该在2019年的台北研讨会上就此事展开辩论，但却没有做到；最后，我们决定把辩论挪到Angelaki期刊的宇宙技术特刊上，然而特刊发行的时候刚好是他去世的那天。Bernard在2020年4月住院期间忍受了很多痛苦，却还是非常慷慨地完成了这篇文章。可惜他改变了论文的方向，所以我们计划中的辩论从未真正发生。

Bernard留下了许多关于哲学和技术的原创性和开创性工作。他从不局限于单一学科，也从未对任何肤浅的跨学科研究感到满意。他一直在努力发明新的思维和实践，打破各种各样的界限，让我们窥见未来和希望。他是灾难的思想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悲剧的思想家，他从未错过使偶然事件成为哲学上的必然的机会。尽管如此，Bernard仍然亏欠我们他承诺过的多本《技术与时间》。Bernard曾经几次向我提起他在监狱里的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在一次迷幻式的体验中，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当时他也不太明白自己写了什么。他拿给格拉内尔看，后者告诉他：“这将是你的哲学。”这些内容写进了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来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马里翁希望发表这一部分，但Bernard拒绝了。该部分应该作为《技术与时间》的第七卷出版，尽管我们仍在等待第四、第五和第六卷。据Bernard所说，这个神秘的部分是关于螺旋形的。我从没有读过这些文字，但我在想它是否有可能与我在《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中描述的内容相近，我这本书的导论的标题叫“一种迷幻的生成”（A Psychedelic Becoming）。Bernard读了《递归与偶然》，他认为我处理的德国观念论和控制论的问题很重要，他把书推荐了给法国出版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从未讨论过“递归”与他的“螺旋”概念之间的关系，因为去年我错过了这个机会。

去年我们在湖边散步时，我告诉他，我曾在2016年与他的老朋友石田英敬和东浩纪一起喝醉过。Bernard非常兴奋，他说出狱后从未真正醉过，但是他可能想要有一次例外。 在餐厅里，他点了一瓶酒，无奈因为我的身体尚未从《递归与偶然》所造成的虚耗中恢复过来，我最多只能喝一杯。Bernard不得不把半瓶红酒带回酒店。我错过了让他喝醉的机会，或者我也让他失望了。毕竟，Bernard是一个不需要酣醉的悲剧主义者（tragist）。

今年，我原本希望能再次在杭州见到他，但因为疫情，所有活动都取消了。我最后一次见到Bernard是在2019年11月，当时我们应台北国立艺术大学之邀，一起去台湾教授大师班。我原本应该在12月去巴黎参加他的年会，但我实在精疲力尽而不得不取消行程。尽管今年的会议仍将在12月如期举行，但Bernard已无法赴约。Bernard选择在一个贫乏的时代离开我们，在这个时代，愚蠢成为常态，政治不过是谎言，肆虐的疫情加剧了一切他终其一生都在与之斗争的恶。自2016年以来，Bernard经常谈论梦想和梦想的必要性：工业资本主义摧毁了做梦的可能，它只能通过操纵注意力来生产消费主义。

在他看来，做梦的官能是被康德所忽视的。Bernard是一个梦想家，他梦想着不可能，因为那是哲学真正的对象；他是一个与愚蠢战斗的悲剧英雄，正如他的口头禅——“必须战斗”（il faut combattre）。Bernard高度评价宫崎骏的动画片《起风了》，对他而言，这部电影是说明梦想与技术关系的绝佳例子。所有技术都是梦想的实现，但梦想也可能成为噩梦，正如在药理学中，所有的药既是解药，又是毒药。Bernard继承了柏拉图和德里达，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技术药理学家；然而，今天的科技大学几乎很少有不为工业服务的，它们或许会谈论伦理，却不再需要哲学，因为它们都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起风了”来自Bernard最喜欢的瓦莱里诗歌《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中的一句话，这首诗的结尾如下，我想这或许也是Bernard，继尼采之后的最伟大的悲剧主义者，会留给我们的话：

起风了！……

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

无边的气流翻开又阖上了我的书，

波涛敢于从巉岩上溅沫飞迸！

飞去吧，令人眼花缭乱的书叶！

迸裂吧，波浪！用漫天狂澜来打裂

这片有白帆啄食的平静的房顶。

——卞之琳 译

责任编辑：丁雄飞 /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