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作为一种西方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目的是遏制威胁，维护这一稳定秩序中受益国家的利益。为巩固战后秩序而建立的多边机构，多是为了避免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发生而建立的。不过，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未来即将面对的重大危机面前，这些机构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

显然，在这个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全球性大流行病的时刻，重新定义“防御”的意义便提上了日程。气候变化问题亦同样如此，核潜艇和舰队将如何防御冰盖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呢？暴露在新冠肺炎大疫情面前的诸多问题，给二战后设立的许多年迈机构造成了严重打击。

从当前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所透露出来的趋势来看，下一个世界秩序的主要形貌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

实力强劲的大国应当开始将国防机构的姿态，从纯粹的硬武器军工综合体转向以全球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后工业综合体。这将涉及从充满争议的健康监测网络到生物信息学的人工智能处理，再到疫苗和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础研究等方方面面。另外，随着全球变暖，从气候影响的卫星测绘到固碳技术，再到海岸保护基础设施工程，也都将包含其中。

尽管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力量平衡，可以为安全秩序创造一定条件，但当有害微生物和温室气体不分国界四处游走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太多意义。

其次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陷入低潮。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支持政策鼓励海外企业回流，将生产做本土化或区域化的安排，或将引发全球供应链重构风险。在寻求恢复经济健康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对较强经济体承担较弱经济体债务的问题争议持续不断；一些区域一体化项目存在瓦解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发展中国家面对下一轮可能面临疫情而提供更多帮扶资金的善意且高尚的呼吁，可能会因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负担而落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全球停火共同抗疫，但在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或地区几乎没有得到响应。

发展新的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忽视现有的多边机构。这些来之不易的多边安排和机构继续为所有国家，特别是较小的国家提供一个共同努力、促进集体利益的框架。但是，它们也迫切面临改革。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可能的最高水平的健康”这一宗旨指导下，以及其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专业化水准，十分适合在全球当下危机中开展工作。此次疫情后，这可能会为“诸边”主体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指向一条新途径，即关键国家、地方实体、民间团体以及私营部门。

面对旧有的国际秩序不断瓦解、重组和平行的多边平台正加速出现，这一趋势可能会促使国际合作向“任务导向型模式”转变，并最终将会取代战后所设立的那些在全球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领域鲜有作为的机构。这是一个与20世纪50年代有着完全不同需求的时代，大国在许多方面仍存在冲突，但在国家利益上的需求似乎决定了一种“对手间合作关系”的出现，其中利益最为趋同要素是全球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领域。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4月在《经济学人》上谈到，二十国集团（G20）中具有建设性力量的核心成员应采取积极行动，改革、资助并在政治上支持“后新型冠状病毒时代”那些涉及全球治理的核心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难民署（UNHCR）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诸多重要国际组织在内。这些国家成员应当致力于维护有效的多边秩序，将它作为一种多元的全球性公益，而不是实现某些国家利益的工具。

综上述

正在演化的国际秩序也许会趋向一个三重架构，即诸边合作协商的全球机构、世界重要经济体之间的“对手间合作关系”、以及具有变革决心、渴望实现更和谐国际社会的国家作为前两者之间的补充。

历史告诉我们，在通向未来的突破性进展出现之前，我们必将经历打破旧有格局。现在看来，新型冠状病毒和一些范围内封锁令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不得不变革的边缘，这将迫使我们重新定义防御概念，重新构建国际合作的新渠道与有效方法。由于当前的全球局势是对全世界民众的共同威胁，因此，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探索出一条携手前进的道路。

*本文摘译自《Weekend Roundup: Time to Redefine Defense and Redesign Global Cooperation——A tiny virus upends the logic of today’s world order》。

（蓝天蒙 杨嘉琪 /编辑）